对于现在逐渐出现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很多人都把责任推到医院、医生身上，但是彭健明认为，这其实应该是制度问题。而且因为医生的专业性太强，一般的政府部门，也很难切中要害的处理这些问题。

现在很多人都抱怨，医院的各种检查、化验费用越来越多，原来到医院看病，只要从医生那里看完病，然后就可以直接去领药。可现在，挂个号到医生那里，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就是给你开几张检查单或化验单，等到结果出来之后，才会开药。

很多人都认为，这样的检查或化验，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凭医生的经验，他基本上就应该在当时诊断出来。可是医生为什么还要坚持化验或检查呢？主要是因为，一旦出现医患纠纷，没有一个双方都认可的中立结构来处理。而双方的举证，对医生来说，风险更加大。

比如说一个普通的感冒，原本只需要开点药，回去吃就行了。但是现在如果病人回家后，没有按照医生的嘱咐要求多喝水，尤其的年龄大的患者，一旦出现发热出汗，血液会变稠，一旦发生心梗，就必须要让医生拿出证据，证明当时没有心梗，所以要做心电图。

这样费用能不高吗？有没有感染，先用点抗生素再说，要不将来继发感染，再要医生来证明，当时没有感染，岂不是很麻烦？为了让自己避免麻烦，自然要提前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只有是需要做的检查和化验，一项也不能缺，一个也不能少。

再说医生的工资，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医生还是尽职尽责的，这一点彭健明深有体会。但如果让每个人都大公无私，这也是不现实的。不管什么人，都会有趋利性，同样的两种药，开高价药，他每个月能拿奖金，开低价药，不但没有奖金，还要挨领导批评。一二次或许无所谓，可是如果长此以往，恐怕就不是奖金问题，而是自己的饭碗能不能保住的问题。

细心的患者去看病会发现，以前1块钱一支的氯霉素眼药水，如今已经很难找到。注射用红霉素，全国缺货，一支难求。一些急救类廉价药的缺乏，更让患者揪心，医生头疼。有关部门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医院的廉价药缺口高达342种。廉价药为何消失？药厂说医生不爱用没市场，而医生则说药厂没利润不愿生产。医院廉价药短缺到底谁之过？

彭健明认为，如果让医院成为一个营利结构，如果让医生的工资与他的业绩联系在一起，这样的问题，总会产生。一块多钱的强心剂，就算全部让医院赚走，也就一块多钱。可是二百多块钱的强心针，不管怎么说，也是强心剂利润的五六十倍。

彭健明慢慢把自己的观点，向朱代东挑明。他从一名医生的角度，医院的角度，以及卫生部门干部的角度来分析这样的事情，增加医生工资，降低医院的营利性，由市政府出面，单独采购国家基本药物，对低保户，也主要用国家基本药物为主，只要这几点能达到，他相信低保免费医疗的财政支出会迅速降下来。

“健明同志，你的观点给了我很大启发，你看能不能把你的观点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字性的东西？另外，相同疗效的药物，价格真的相差那么大吗？”朱代东还是有些不相信的问题，一分钱一分货，如果价格太贵，怎么能被市场接受呢？这明显就不符合经济规律嘛。虽然朱代东对卫生系统的事不太了解，可是只要是跟经济相关的事情，他还是清楚的。

“我会尽快把所有的东西写出来，到时再向你汇报。至于疗效相似的药物价格相差有多大，我还是举个例子说吧。西地兰属于强心剂的一种，临床上很常用，虽然在治疗心力衰竭上有‘毒毛k’、‘米力农’等药物可以替代，但‘毒毛k’的副作用较大，而‘米力农’的价格高达一两百元。另外西地兰还可以治疗心颤等其他疾病，这是不可替代的。如果这药短缺，给重症病房中的病人带来的后果非常可怕。可现在很多医院里，偏偏西地兰很少，如果真的有患者需要急救，只能用米力农，一块多钱也一百多元，相差可是一百多倍啊。

另外，用于治疗哮喘的必可酮、用于敏感脑膜炎奈瑟菌所致的脑膜炎的磺胺嘧啶纳注射液、用于癌症治疗的环磷酰胺注射液等都在医院很难找到。还有1元1支的氯霉素滴眼液、几块钱一盒的氟哌酸、八元一百片的牙周灵片等，一些原来非常熟悉的常用药物也几乎在医生的处方里销声匿迹。

这几种药是如此，其他的药也类似，很多几毛钱、几块钱的药，现在越来越难寻踪迹。我国的医必，原本的初衷，是想让患者受益，可是因为政策有漏洞，现在受益的主要是医院和药厂，就算有医保的患者，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彭健明叹了口气，说。

“你的意思其实我也明白了，医药不分家，药价难下降。”朱代东无奈的说道，事实上在中国现在不可能有廉价药存在，在公立医院得不到补偿的前提下，药价里实际上已包含了部分医务人员的劳动成本在其中。

而公立医院如果要得到补贴，这又需要财政大量的投入，但是按照现在的情况，朱代东觉得，宁可对医院补贴，也比让他们从药价里赚取差价要强。如果把全市所有公立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全部纳入财政预算，这会给市里的财政增加多少负担呢？如果木川想要进行全民免费医疗，重新把公立医院的医务工作者纳入财政预算，是势在必行的一步。

至于医院的建设，如果是基建，那好办，有城投公司。如果是需要设备，现在医院的设备，特别是一些大型设备，都还需要进口。这就需要在外贸方面有良好的渠道，朱代东突然想到了张天睿的恒天外贸公司，如果把木川所有公立医院的医疗设备引进，交给恒天外贸公司，会不会让医院自行采购，或者让政府部门去采购要强得多呢？

现在一家医院想要进口一套设备，除了设备本身的价格非常昂贵之外，还会产生非常多的额外成本。比如说有的地方，甚至还会先派出一个视察团队，先到国外考察。回来后，如果提出来的方案没有通过，还需要再次派人出去考察。三番五次的考察，最后的成本，自然要算到医疗设备的头上。而这些成本，最终还是需要患者来承受的。

除了让恒天外贸公司负责进口，其实还应该增加一个监督机构，否则的话，总会被人钻到空子。一些政府部门的人，天天没什么事干，他们整天想的，就是如何从现有的政策中，找到漏洞，从而让自己行事更加方便。

“朱市长一言中的。其实一个医生的劳动，要担负着两三个医院员工的劳动成本在其中，换句话说医生开给患者的处方里，除了药品本身的价格之外，还有医院的运营成本、医生低待遇的补偿、护士的工资等等。”彭健明说道，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机制不变，高价药始终比廉价药受欢迎。这一点，是不以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算朱代东强悍如斯，想靠几个文件，是改变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