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肥厂不养闲人，这是朱代东在会上强调的重点，化肥厂要重新生产，深化改革，调整结构是必然的，虽然这可能会很痛苦，但正如分挽前的阵痛，痛苦过分，但痛苦过分，就是幸福来临。

对于中国的改革，朱代东一开始也是迷惘。中国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改革初期曾经是清晰的。但随著改革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其中，随著历史的车轮一起滚动，事件不再有旁观者，认识被打上情感、利益、处境和立场的印记。

于是，清晰的图景不再清晰，开始变得模糊。在此过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充当了各种利益的代言人，不能或不愿跳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开始有假专家，或是专家说假话的原因，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充当了别人的急先锋。从改革开放伊始一直到现在，思想的纷纭由此而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的改革真正开始于太祖代的终结，正象所有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一样，在凭借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经历了1950年代短暂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其弊端逐渐裸露出来。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资源动员能力，其效率取决于民心的凝聚力和民众的奉献精神，但民众的这种“心醉神迷”状态是不可持续的，只能奏效于一时。

随著权力的集中运用而来的是权力本身的腐化以及民心的逐渐冷却涣散，经济运行陷入不可救药的低效率中，比如化肥厂近二千人，实际干事的只有六百不到，而这其中的脏、苦、累活都还是由临时工来完成，短缺型经济由此而生也不奇怪。

另一方面，这种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运转模式，由于缺乏阶级分化，阻塞了社会分工（分工不仅仅是生产技术上的，更是社会角色上的。只有分工到位，角色齐备，社会效能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其经济活动的增值效率很低，以至于当资源动员的力量运用到一个极限后，经济增长就后继乏力，经济发展的引擎熄火，再也找不到新的推动力。于是国困民穷，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拉越远。

这也是为什么，建国初期，化肥厂会如此红火，当时工人阶级的热情是真正发自内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凝聚力和奉献精神慢慢被私利所取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浮于事，机构臃肿，行管干部捧茶杯、营销人员打瞌睡、夜班工人开空车的情况司空见惯也就不稀奇。资源被大量浪费，人员效率极为低下，所有企业都依附于国家身上，使得中国这个巨人的步伐越来越缓慢，相比其他国家的发展，我国越来越落后也不奇怪。

正是在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中，总设计师开始了他的改革。对于总设计师，朱代东是万分钦佩的，他曾经下大功夫研究过总设计的理论。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老人家并不是历史目的论者，他并不相信什么历史必然规律或普世道路。他只是从人类已有的经验教训出发，为当时的中国选择了一条现实可行的路，一种可以走出困境的发展模式。

这是中国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开始！

老人家的转型战略，发韧于1979年改革之初，在实践中逐渐成熟清晰，到前年南巡讲话时终于大成圆满。从那时起，中国今后要走的路就很清楚了，清楚得不可能让人发生误解。后来者也难以逆转这一进程，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限调整和修正。

这种转型战略可概括为：经济先行，政治缓行的改革。这也是为什么，朱代东一心要捕在经济工作中，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不是讲着玩的。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在产权形式上，以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在财富分配上，以阶级分化取代平均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由民主多d取代现在的一d专政。

朱代东认为，这是中国在历经几十年狂乱、迷惘和碰壁的痛苦后，在血与泪的洗礼中，重新找出的唯一可行之路。其中，除了经济改革的第一层含义外，其它三层在今天都还只宜做不宜说。

但只要承认了第一点，后面三点就是逻辑的必然。这四者四位一体，不可分割。不能设想，现实中能够运转公有制的市场经济或平均主义的市场经济。

既然要从公有制中化生出私有制经济，财富分配的倾斜和集中就是不可避免的；既然要变平均主义为阶级社会，贫富分化也是必然的。在中国这种整体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国家，这种转型和分化，必然要有部分人承担牺牲，为全社会理顺结构、轻装前进承受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