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德尔图良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4]

这样的对象，华夏历来没有。我们之所有，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死生有命，是自然的；富贵在天，是世俗的。就连老子的道，也一样。

至于殷商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

当然，民间并不是什么都不信。比方说，信神，信鬼，信风水，却其实“信而不仰”。和尚、道士、风水师，都可以花钱雇。至于烧香拜佛，则不过例行公事，又变成“仰而不信”。你要让他真信，必须“显灵”。所谓“信则灵”，说穿了是“不灵就不信”，或者“灵了我才信”。信不信的标准，是管不管用。

由是之故，我们民族的“信”，没有定准。祖宗、菩萨、狐仙、关老爷、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都可以是崇拜对象。某些农村的神龛里，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人对他们，一视同仁地给予礼遇。只要这些神灵能给自己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它的背后，是中华文明的第二种精神。

这就是“现实精神”。

所谓“现实精神”，也就是不承认“彼岸世界”。既没有宗教的彼岸，也没有哲学的彼岸，甚至没有科学的彼岸。杞人忧天一直传为笑柄，清谈则被认为会误国。总之，所有一切抽象的、玄远的、非世俗的、不能兑现的，都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什么天堂，什么来世，什么末日审判，什么极乐世界，这些空头支票才没人当真感兴趣，只能哄骗愚夫愚妇。我们感兴趣的，是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哥们义气，天地良心。这些都不是信仰，但是管用。

我们真想要的，是世俗的生活。

是啊，男耕女织，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共享天伦，才最是其乐融融。就连桃花源中人，过的也是这种日子；就连《天仙配》里的七仙女，向往的也是这种生活，更不用说芸芸众生了。他们主张的是“心动不如行动”，是“说得到做得到”，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也是一种“乐观”。

或者说，也是一种“艺术”。

于是有了中华文明的第三种精神，这就是“艺术精神”。

艺术精神不是艺术气质。希腊民族的艺术气质是与生俱来的，是他们童年性情的率真表现，所以才那样烂漫天真。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却是维稳的手段和结果，是一种陶冶和教化。后世儒家甚至编造出谎言，说帝舜命令后夔（读如葵）掌管文学艺术，以此培养贵族子弟的健全人格。后夔则保证，只要他奏乐，就连野兽和野蛮人都会跳起舞来。[5]

显然，这样的艺术，不可能是“纯艺术”，只能是“泛艺术”。因此在我们民族这里，几乎任何事情都能变成艺术，比如领导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它的境界是达成和谐，底线是糊住面子。有这样一层脉脉温情的面纱遮掩，哪怕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明枪暗箭，专制独裁，都不至于太难看。

至于小民，则可以苦中取乐，忙里偷闲，舒展眉头把日子过下去。

奇怪！我们民族不要宗教的“空头支票”，却陶醉于艺术的“自我安慰”，并持之以恒乐此不疲，又是为什么？

也许还得问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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